1937年，一老乡给西路军电台台长耿锡祥做了一碗面条。耿锡祥狼吞虎咽时无意中一抬头，发现老乡神情不对。他心中一惊，放下碗就跑。
耿锡祥冲出屋门的时候，门外的风沙正往河西走廊的戈壁里卷。那几步跑得极快，却没有回头。多年以后，耿锡祥回忆起那一瞬间，心里仍然清楚：老乡的眼神是在提醒，马家军就在附近。
那一年春天，西路军已经被打散。倪家营子突围后，许多干部和战士各自寻找出路。耿锡祥原本跟随西路军总部电台行动，负责收发军情电报。无线电台在红军队伍里地位很重，一台电报机往往决定指挥部能否掌握战场情况。可在祁连山附近失散之后，电台早已无法继续工作，耿锡祥只能独自向东寻找出路。
此时的耿锡祥已经四天没有吃过热食。河西走廊的春天仍旧寒冷，夜里靠积雪和野草勉强撑着。那碗粗面条刚端上来时，耿锡祥顾不上礼节，只想填饱肚子。直到那一个眼神，让耿锡祥突然清醒。
跑进枣树林后，远处果然传来搜查声。马步芳部队在这一带搜捕西路军残部，抓到红军不仅要杀，还会连累收留的人。耿锡祥心里明白，老乡没有开口，是怕声音惊动敌人。
夜色降下来时，耿锡祥已经离开村庄很远。一路上不断有百姓悄悄指路，有人给过一块干饼，有人让耿锡祥在柴房里躲过一晚。这些事情后来耿锡祥讲过很多次，他说那碗面条其实不算什么，真正让人记住的是人心。
有人问耿锡祥，为何在那种紧张环境下还能看出异常。耿锡祥回答很简单：多年电台工作养成的习惯。无线电通信要求高度警觉，一点风吹草动都不能忽视。
这份本事不是天生的。
1909年，耿锡祥出生在湖北红安县的一个雇农家庭。红安在当时叫黄安县，贫苦农民多，革命气氛也浓。1930年前后，鄂豫皖根据地扩展，耿锡祥参加了红军。当时耿锡祥几乎不识字，只能从最基础的学习开始。
红四方面军在1931年开始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电台设备很多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旧机器，说明书残缺，电路也经常出故障。训练班里不少战士文化水平不高，学习电报码非常吃力。耿锡祥却坚持练习，每天夜里都在敲莫尔斯电码。
几年下来，耿锡祥成了电台里的骨干。到1934年前后，耿锡祥已经能够独立操作电报机，负责密码电报的收发和设备维护。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中央决定派部队西进，尝试打通通往新疆的通道。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的西路军随即成立。
耿锡祥所在的无线电台也随部队西渡黄河。渡河地点在靖远、景泰一带。那次行动非常紧张，电台设备必须随指挥部移动，一旦丢失就无法联系延安。
进入河西走廊后，西路军面对的是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部队。双方兵力悬殊，补给也差距很大。通信任务更加繁重。耿锡祥经常在夜里架设电台，向延安报告战况。
1936年冬天，高台城爆发激战。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部守城。马家军围攻数日，炮火不断。城内弹药越来越少，电台线路也被打断过多次。
1937年1月20日，高台失守，董振堂牺牲。那一战之后，西路军处境愈发艰难。
两个月后，倪家营子一带成为最后的战场。1937年3月，西路军被迫突围，部队被分割打散。耿锡祥正是在那次突围中与总部失去联系。
耿锡祥最终辗转回到陕北。1937年下半年，一些西路军幸存人员陆续抵达延安。中央对这些干部重新安排工作，许多技术人员被留下继续建设通信系统。
耿锡祥再次回到电台岗位，参与训练新的通信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部队迅速扩大，电台数量不断增加。很多年轻通信兵都是跟着耿锡祥这样的老电台员学会操作。
那些年条件仍旧简陋，电台常常需要用手摇发电机供电。夜里收发电报时，屋外风声很大，但屋里的人必须保持安静。
偶尔休息时，有人会问耿锡祥在河西走廊的经历。耿锡祥很少讲战斗，倒是常提起那碗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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