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谈论某物之死——书之死，历史之死、自然之死、上帝之死……当一个个东西被纳入到“非遗”名下之时，比如一道非遗菜、一个非遗曲种，或者一种非遗少数民族文字、一种染布的非遗方法乃至一种非遗婚俗，等等，我们身边的“死亡气息”就更加浓厚了。《阿凡达3》上映后，《阿凡达》之死——或是“自然科幻”之死，或者特效电影之死，又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暂时看不到纳入非遗保护的迹象。
对《阿凡达3》的贬评中，很多都针对了“大母神”设定。纳威人先败后胜，靠的终极力量是深埋于大地和海洋深处的“自然”原力，它被具象化为一个女性神灵，一种光，它显然哺育了万物，也能够调动万物，向入侵自然的敌人发动反击。为了强调“母性”的终极原创力，片中还让一个小纳威人从母腹中诞生，它让家庭和族群备受鼓舞，给观众带去绝处逢生的希望一刻，只是这希望的给法肯定是流于俗套了。
作战和生育，统领和后勤，刚与柔，种种基于性别的身份描述都在受到颠覆，鉴于此，必须说，《阿凡达3》的价值观还是旧的。不过，也未必需要迎合，在主创者看来，一个如此深接“地气”的纳威人社会，本来就该遵守自然安排的性别区分和职能分配。
再者说，性行为与生育如何割裂两种性别，导致了种种固化的、刻板的印象发生，对这类问题，文学和文艺作品也早已不乏探讨。50年前，厄休拉·勒古恩，在她最出色的小说之一《黑暗的左手》（1969）里，就曾写到一个名叫“格森”的星球，对比《阿凡达》系列里似是而非的性别混同，格森星上的人是真正的雌雄同体，同时，他们还能不靠玄学秘术，而以自然的方式繁衍后代。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书中有一套详细的解释，而且是通过一份田野调查报告呈现出来的。简要而言，格森人成年后，有固定的生理周期，其中有两天会发情，只有在发情期，并遇到另一处于发情期的对象，他们的性别才会显示为雌或者雄。也就是说，男性或女性，为父或为母，并非生而注定，而是在生命的某个跃动时刻，凭类似扔硬币的方式决定的。更妙的是，经过正常的妊娠期，最终产下孩子后，那位格森人只需完成哺乳的任务，之后还会回归雌雄同体状态，“生理上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这样的设定，可以说是勒古恩在深思过人类性别身份的诸多麻烦之后，用想象的方式，给出的一个“替代选项”。勒古恩看重文学想象的力量，在漫长的写书岁月里，她许多次地赞颂想象力，赞颂能欣赏想象力的人——各种读者。对她来说，创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格森星，就意味着对地球社会的痼疾发起拷问。但是，一个资深的男性读书人对此的看法，又会是怎样的？
哈罗德·布鲁姆，有名的文学理论家，上世纪以来最热情的严肃文学阅读者和推广者之一，曾非常激赏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两次写过长篇评论。他生于1930年，于2019年逝世，身后编辑出版的一本文集，叫《生命的灿烂之书》，是他在逝世前一年，也即88岁那年，对自己平生所爱之书做的又一次盘点评论，其中就有《黑暗的左手》。他特地讲到了勒古恩对格森人雌雄同体、性和生育方式的设定，他说，当他看到在格森星上，好几个孩子的母亲很可能同时还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时，他乐了：
“在88岁的年纪，我已经超越了这一切，不过就算我只有28岁，这句话大概也能直接把我送去最近的酒吧。”
布鲁姆说他“超越了这一切”，意思是，他既不再会为勒古恩的奇思妙想而激动，同时，他又很能理解，当初勒古恩的构思源于怎样强烈的拷问之心。勒古恩问，女性凭什么只能在文化上、择业上都居于弱势，凭什么生来就要被按在家中，被判处生育后代的主要责任，而不能像男性一样，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去成为自己。
进入21世纪以后，勒古恩的创作减少，向社会发声更多。她多次说起过，一旦女性像她这样从事写作的话，她的“作家”身份前必须要缀一个“女”。说起一个作家，如果是男的，人们会第一时间看重“他是个作家”，如果是女的，人们则首先注意到“她是个女的”。这太不公平。女性一旦感觉到，自己无法决定别人通过性别看自己的眼光，她就会深深受困。布鲁姆理解这种受困，也理解勒古恩作为女性，太想通过想象力来发起奋争。
布鲁姆自己是男人，而且是一个家族来自东欧的犹太裔男性，他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超级名校任教，他编制的“西方正典”书单，既影响深远，又饱受争议。他肯定有性别偏见，如果简单地统计他的书中涉及的男女作家的数量，必然会得出他“重男轻女”的浅薄结论。不过，细读《生命的灿烂之书》，就会获得很多新的视角，比如他对文学作品（不论作者是男是女）如何刻画女性，是非常感兴趣的，他歌颂哈代的《还乡》里对女主角游苔沙的描绘，“一个活得如此浓烈的女人”，“在她身上我看不到任何缺陷”；他说D.H.劳伦斯在男人和女人的无尽战争中，“同时为两方而战”；而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写道，“我88岁了”，早已像当年的托尔斯泰那样活到彻底放飞，从心所欲，“但我只是惊叹于他那莎士比亚一般的描绘女性的能力”。
勒古恩和布鲁姆，这一对都生于1930年的同龄人，也同为优秀的文学人士和严肃的读书人，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对比起来看是很有意思的。2012年，勒古恩在一篇博文里，为弗吉尼亚·伍尔夫鸣不平。她说，伍尔夫被排除在“正典”之外，“制定文学正典的人们最不想让一个女人获得的就是中心地位”。她吐槽的正典制定者，在2012年，肯定包括哈罗德·布鲁姆。同年，在一次关于女作家的演讲中，勒古恩再次为伍尔夫发声，她说，你们看看乔伊斯，他的《尤利西斯》一问世就被迅速正典化，但比《尤利西斯》晚出两三年的《到灯塔去》（伍尔夫代表作）对后世的小说同样有巨大的影响；她还说，乔伊斯一辈子矜持自傲，活在小圈子里享受崇拜，相反，伍尔夫自己创办出版社，大量关注同时代人的书，作为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圈沙龙的一员，她
“在自己的国家里，与一群在智力、性和政治方面都高度活跃的人组成的了不起的圈子交往密切，终其一生都在了解、阅读和评论并出版其他作家的作品。”
再看布鲁姆是怎么说的。《生命的灿烂之书》里，有一则谈《到灯塔去》，他用的是绝对克制的赞许口吻，他还特地指出，伍尔夫纵然是个出色的阅读家、书评家，却唯独不能欣赏乔伊斯的好处：
“伍尔夫在评论很多她喜欢的书时，可以是一个优秀的约翰逊式的批评家。而关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她的评价罕见的差劲：势利、怨毒，还有一点惊慌失措。而且错了，大错特错。耶稣会教育出来的詹姆斯·乔伊斯博学得不可估量，其才情之盛，竟仿佛但丁与莎士比亚的合流。那正是他自诩的抱负。它高不可攀。”
一个为伍尔夫的博大胸怀正名，一个说乔伊斯是天才不世出。究竟是布鲁姆格局更大，还是勒古恩的抗议更为有理？他们没有辩论过，没有打过笔仗，他们甚至直到生命结束都没见过面。然而，布鲁姆告诉我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托了电子邮件的福”联系上了。2017年11月21日，他给她写了一封信，三天后收到了回复，此后他们往来的邮件共16封。最后一封是2018年1月23日，他发出的，然后得知勒古恩于前一天，1月22日，逝世了。
布鲁姆是在给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写评论时提到这些事的。他们亦步亦趋地走入老龄。既然《黑暗的左手》也是他“生命的灿烂之书”之一，那意味着，他曾一再重读它，对于勒古恩设想的格森星人的雌雄同体之类，他的认识也一再超越以往。他写到此书中的另一个情节，其中，一位预言师说“生命的根基所在是未知”，是“未被预先说破、未经证实的一切。无知是思想的基础，无证是行动的基础”。我们虽然知道自己必有一死，但
“造就生命的是永恒而难以容忍的不确定性：你永远无从知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阿凡达3》里的主角们奋力游向光明的时候，坐在银幕前的观众都确信，他们会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抵达，“大母神”会显灵并帮他们掀起一波绝地反击。电影必须在三个半小时结束前满足观众对圆满的期待，以及对确定性的信念。但勒古恩的小说却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这才是促成行动、让生命保持活力的根基所在。
借着这个题目，布鲁姆也说出了他的心声：“我们之所以会阅读并重读那些最好的小说，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应该把“我们”改成“我”。在2018年，他和勒古恩都一样是88岁，都已目睹世道的剧烈变化，尤其是媒介技术和阅读传统的变化，对热衷谈论“××之死”的声音，他们都深有所感。多多少少，他们都把自己看作最后的人，最后的阅读者，最后对阅读怀有信念的人，会为了下一刻的不确定而保持对文学的爱、保持重读的纯粹热情的人。2012年，勒古恩说起电子书时，比较轻松地表示：能以纸质书和电子书两种形式获取书，只能是一件好事；她也相信总有一小部分人像她一样固执而坚忍，尽管已有很多“末世论者”在宣判“书之死”——“书去往天堂或地狱，徒留我们与好莱坞和电脑屏幕作伴。”
勒古恩的视线，止步于2018年1月22日，她没有看到，电脑屏幕和更多的便携式屏幕事实上对好莱坞也将要构成致命的削弱。《阿凡达3》复古的性别观，结合了急促的叙事节奏，推到买票坐在影院里的观众面前，像是急于向他们证明自己：“本片值得你在这三个半小时里保持注意力，本片高潮迭起，并有完美的结局……”而当哈罗德·布鲁姆卒于2019年10月14日后，他的读者将在《生命的灿烂之书》中，看到他一再用傲然的口气说出的“我88岁了”。他88岁了，仍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仍然逗留在他毕生最热爱的事情之中。
《生命的灿烂之书：布鲁姆文学之旅》
[美]哈罗德·布鲁姆 著
商务印书馆·雅众文化2026年1月版
《黑暗的左手（2024修订版）》
[美]厄休拉·勒古恩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读客文化202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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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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